在王阳明之后，有所谓良知现成说，但那已经是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带有反传统的意味。
此外，就社会层面而言，儒家哲学要求一种广泛的伦理秩序，其基本出发点便是家族伦理或家庭伦理。如果要讲民族性的话，那么，它是民族的哲学，而不是民族的哲学。
哲学离不开理性，但是过于理性化、形式化、数学化、符号化，它就会变得僵化，离人生越来越远，因而缺乏生命的创造力，缺乏生活的情趣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理想追求是毫无意义的。如果我们不是肤浅地理解无为而治，那么它将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。但是，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，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的回答确实有所不同。人为了生活更好，不仅要满足肉体需要，而且要满足精神需要，把人类的精神需要同物质需要对立起来，并说成是颓废、保守，这在批判宗教可能具有积极意义，但在现代社会中已显出它的弊病。
当然，这种作用不可估计过高。任何哲学都具有二重性，中国哲学也不例外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老子提倡一种否定性思维，通过对知识的否定，排除对象思维，才能实现对于道的直接认识。
天所不能者，人可以为之，自然界所没有的，人可以创造，这种思维与传统的主体内向思维确实不同。所谓经世治用也必须建立在道德实践的基础上。所谓无有心，是无有生灭之心，并不是无有空寂之理，即真实之心。用这样原始的方法灌园，用力甚多，而见功寡。
[123] 不以人胜天，就是不以成心胜其真心。道一方面被说成是超越一切对立和差别的绝对本体，另方面却又无所不在，每下愈况就是说明这种情况的。
墨子所理解的经验知识，虽然多从常识开始，但这正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。这同儒家所说的人人皆能成圣一样，既简易又高明，所以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。荀子主张性恶论，故不讲四端，他提出喜怒哀乐好恶六情，把六者说成是性之质，实际上是以情为性。万物都要恢复到静根，这就是复命，这就是不可以言说的常道，不是可以言说之道。
[37] 心知耳目之用，必然指向某个对象，这是一般思维的特征，但在郭象看来，这不是真正的知，如果说有对象，这个对象也不是外物，而是思维者自己，也就是知之自知。照中国传统思维，人的存在是精神和肉体的统一，但人之所以为人又被归结为精神存在。由于这种实践不是建立在外在的理性原则之上，而是建立在内在的意志和目的之上，这就形成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势，能不能治国平天下，不是取决于外王之道，如法治等客观原则，而是取决于内圣之道，即圣王之心，即所谓正心诚意的实践功夫。不离形体而又超越形体，不离自我而又超越自我，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形上思维的根本特征。
得道之人，绝学弃忧，不需要学，绝圣弃智，不需要智，他的智慧是从静观和体验中获得的。这是一种精神享受，不是物质享受，但这种幸福并不需要在现世之外的彼岸去寻找，不需要到上帝那里去寻找，它就在你自己的心中，在你自己的行为中。
但是，更重要的是，中国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哲学，它所要解决的是人的存在问题。要实现本心，不能离开知觉作用，但又不能停留于知觉作用，不离只是手段，超越才是目的。
程颢所说的静坐涵养，也是在心神安静的情况下体验心中之仁体。这种主客合一、天人合一的本体体验，是以主体自身的意向活动为出发点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情感意向。[78] 朱熹是儒家中最重知的哲学家，但他也认为，要到达圣贤地步，只有靠实行，没有别的途径，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之道，也才能达到圣贤地步。其中，更多的还有道德情感、宗教情感的因素。它以完成理想人格为目的，以自我完成、自我实现和自我证悟为特点。仁实际上是对人的自然的心理情感及其体验的一种提升。
桓公（齐桓公）读书于堂上，轮扁斫轮于堂下，释椎凿而上，问桓公日：‘敢问公之所读者，何书邪？公曰：‘圣人之言也。儒家虽提出了天道的哲学，但天道的意义需在人身上体现，正如《周易·系辞》所说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庄子用这个故事说明，人生的道理，如同疱丁解牛，要能够自由自在地来往于人世间，只能在个人的实践经验中才能体会和把握。仁者爱人是对人的价值的发现，但他又主张爱有差等，为什么有差等呢？因为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社会中，人的心理情感自然有亲疏之别，情感经验和体验也就不同。
它认为，哲学的功能不是发展人的知性能为以求得知识，而是发展人的实践能力以实现某种理想或现实目的。王阳明又说：吾性自足，不假外求。
物无贵贱，未有不由心知珥目以自通者也。他还提出心能知道的问题，但他所谓道，主要指社会政治伦理原则，即所谓人道。[78]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三。在传统哲学中，心有多种涵义、多种用法，但最重要的一个意义，就是以体会为心。
但是，却不能把它传授给自己的儿子，他的儿子也不能从他那里学到。理学家包括朱熹，没有把所以然与所当然区分开来，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。
它的明心见性说，强调一个悟字，悟即众生是佛，迷即佛是众生，这个悟，是真正的自悟，不是向别处去悟。但是，社会的伦理规范，又被说成是内在的心理因素，变成先验的道德观念，既是人的内在本质，又是普遍的宇宙法则。
孔子在总结他一生的为学过程时说：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庖丁在其一生解牛的实践中，掌握了极其熟练的技巧，可以做到目无全牛，他的刀在牛体中游刃自如而不会受到任何障碍。
中国的佛教哲学，形上思维比较发达。它提出的形而上者之道，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。一旦实现了这样的超越，便实现了诚、仁、乐三者统一的本体境界，也是真、善、美三者统一的整体境界。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，在概括《老子》一书的主旨时指出：故其大归也，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，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。
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如果说认识，那么，这不是通常所说的概念认识，既不是概念分析和推理，也不是信息加工那样的智能活动，而是一种体验层次上的意向活动和自我认识。
四、察己以知天下 玄学家提倡玄思，但玄学家的玄思，并不完全是概念论的对象思维，它的根本特点是对自然的自我反思。照儒家所说，道德本性既然是人人具有，那么人人都能成为圣人，问题就在于能不能自我反思。
这就把外在的天命内化为人性，变成在内者。后期儒家即理学家，提出格物致知、即物穷理的学说，承认事事物物各有其理，并主张就事事物物上穷理，这似乎更具有外向思维和对象思维的特征，但是，对此决不能产生误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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